然而尽管有这样一些焦虑，但大多数人仍然完全按照传统的育儿文化去培养下一代。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国内的许多类似的问卷调查中，家长对下列问题的回答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在多选题“您希望您的孩子成为（1）有教养的人（2）有知识的人（3）有钱的人（4）有名望的人（5）能战胜困难的人”的回答中，“有教养”和“有知识”占了较大的比例；对 “您希望您的孩子将来怎样”，答案最集中的是“上大学”和“有用的人”；“对孩子最满意的”是“用功学习”，“最不满意的”是“不用功学习”、“贪玩”，“最担心的”是“不能成才”、“找不到工作”。
中国教育的希望与问题源出于成人社会对自己下一代的这样一种企盼。由于有这种企盼，整个社会普遍重视教育。同样由于有这样一种企盼，中国教育的问题从来没有这样尖锐和突出过。对于当前的教育，人们似乎有一种复杂的感受：“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拥有一切，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由此登上天堂，人们由此堕入地狱。”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对待下一代的态度和养育方式，这种育儿文化不仅影响着一个人的人生道路，而且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尊老与爱幼是两大源远而流长的民族传统。
中国人重视儿童的程度大概是世界上罕见的，一旦有了儿女，父母就会处处先想到孩子，宁可自己吃苦，也要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尽可能过上好日子，其惜子之情就是到今天仍不减弱。但是，中国人绝不是为了爱孩子而爱孩子，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爱愈深，教愈严。这是因为孩子最终不是属于他们自己所有，做父母的从生一直到养，之所以尽心尽责，固然看重的首先是子嗣后继，支撑门庭，但归根结底都是在为社会尽义务。
为了使孩子长大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合格地尽到做人的责任，就必须从小对他们严加管束。所以，就有了“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箴言，就有了“孟母三迁”的美谈。 出于重教，因而就尊师，“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师之所存，道之所存”，所以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就不同一般。“天地君亲师”，教师被放在一个极高的地位，赋予他“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功能。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地位绝对是不对称的。“师为上、生为下；师为主、生为仆；
师为尊、生为卑”，这样一种长幼尊卑的等级观念贯穿于整个教育的全过程。成人社会完全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去管束儿童，而少有两代人之间的平等对待、相互沟通、相互交流。放纵和抑制在这里获得了某种统一，对儿童的宠爱必须服从于训练和教育的要求。 尽管社会在发生变化，但这种独特的育儿文化却在一代代中国人中延续，经过长期的因袭过程转化为历史的积淀物而沉入到人们的深层意识当中去，并通过潜意识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种习俗式的潜意识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的，因而也是根深蒂固的，表现出来就是民族特征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对于今天的许多中国人来说，望子成龙甚至比自身成龙更重要，他们并不深究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只是凭借着一种历史的惯性去行事，或者，他们只是把上一辈对待自己的方式不加思索地转移给下一代。他们可以含辛茹苦，让孩子有一个优越的处境，获得细致周到的照顾。
但同时他们又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把孩子抛到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甚至泯灭美好的天性，违反孩子的意愿和兴趣，逼着他们去上各种特长班，去上“奥校”，去超负荷地学习，去死记硬背大量无用的知识。或者过分宠爱，或者过分苛求，似乎很矛盾，但在很多父母看来这样做却是顺理成章的，他们说：“这都是为了孩子好!”实际上，他们已经用“慈严并重”把矛盾的两个方面尽善尽美地统一起来了。
这样一种育儿文化影响到学校中来，成为学校教育的基础。学校成了社会对个人进行鉴别和选拔的一个筛选器，每个人都被迫通过这样一个机制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价值。一个以能力为本位的社会，在进行社会分工的时候，必须把才能与机会、努力与报偿统一起来，才能体现社会的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筛选机制是一种体现现代社会公平的必然选择。但是，被过分强化了的学校筛选功能使得学习在促进个人发展方面的功能难以发挥，在残酷竞争的环境下，学生的人格遭到扭曲，极大地损害了一代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这又是现代学校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同时，严格的等级制度、机械的记诵之学、压抑人性的教学方法导致了种种极其荒谬的结果。一次考试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终生，一个偶然的失误就能断送一个人的前途，这又是极不公平、极不人道的。 这样一种育儿文化或推动中国教育的发展，或阻碍中国教育的进步；或奔腾起伏，或缓缓流淌。但它从来未曾销声匿迹，而是活跃在人们思想的深处，支配着中国教育发展的走向，它更渗透了教育的各个层次，逐步地制度化，形成了今天的以能力为本位、以选拔为基本特征、以应试为主要内容的精英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发展，泯灭人的美好天性，抑制人的主体性和创新精神。 (转帖)